五年来，100余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被公诉！
五年来，100余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被公诉！
中国基金报晨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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惩治各项犯罪、保卫人民安全，检察机关一直“在路上”！
2月15日上午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“做优新时代刑事检察”新闻发布会，通报检察机关持续做优刑事检察工作，服务保障平安中国、法治中国建设的工作情况。最高检孙谦副检察长、陈国庆副检察长、第一至第四检察厅厅长等出席介绍情况并答记者问。
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介绍，五年来，共起诉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7.8万余人，其中对孙政才、赵正永、孙力军、傅政华等100余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。
会上，孙谦副检察长介绍，2018年至2022年底，最高检共追诉刑事犯罪583万余件，比前五年上升9.5%。2022年起诉杀人、抢劫、绑架等暴力犯罪人数为近二十年来最低，人民群众安全感指数由2012年的87.5%上升至2021年的98.6%，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、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。
同时，孙谦亦提到，金融证券犯罪严重危害国家经济、金融安全，五年来检察机关共起诉此类犯罪18.5万余人，比前五年上升28.2%，其中包括“明天系”“安邦系”“泛亚”“康美药业”等一批特别重大案件。
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（也称经济犯罪检察厅）厅长张晓津则介绍，金融健康运行，事关经济安全。最高检严惩“伪金融”“假私募”等非法集资犯罪，严惩近万名打着“养老投资”旗号行骗的犯罪分子；严惩非法控制金融机构、掏空资产犯罪活动，起诉涉银行信贷犯罪1.6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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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诉金融犯罪18.5万人
孙谦副检察长介绍，五年来，检察机关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，努力把平安中国建设落实到履行职责的各个环节，依法及时批捕起诉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黑恶犯罪和杀人、重伤害、强奸、抢劫、爆炸等各种严重暴力犯罪。
2018年至2022年底，最高检共追诉刑事犯罪583万余件，比前五年上升9.5%。其中依法追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1400余件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43.5万余件（不包括危险驾驶罪），严重暴力犯罪23万余件，其他刑事犯罪515.8万余件。
在追诉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犯罪方面，对渗透、颠覆、分裂国家等犯罪严厉惩治，注重提升发现和预防此类犯罪的能力；对暴力恐怖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。过去五年，起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人数始终处于低位运行，仅占犯罪总数的0.03%。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也整体下降，占犯罪总数的6.3%。
在追诉黑恶犯罪方面，严格依法、认真履职，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，先后依法起诉了“云南孙小果涉黑案”“湖南杜少平等人操场埋尸案”“海南黄鸿发涉黑案”等一批危害后果十分严重、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的案件。五年来共起诉黑恶犯罪4.2万余件，起诉黑恶势力“保护伞”3600余人。同时，发挥监督作用，严格区分黑社会犯罪与一般团伙犯罪、与共同犯罪的界限。通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进一步提升。
在追诉严重暴力犯罪方面，突出惩治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杀人、重伤害、强奸、抢劫等暴力犯罪，先后依法起诉了“南京吉爱国故意杀人案”“江西劳荣枝杀人案”等一批重罪案件。总体看，严重暴力犯罪在数量上和占犯罪总数比例上都呈减少和下降趋势，相比前五年起诉人数下降27.8%。
在惩治腐败犯罪方面，检察机关与国家监委配合，建立监检衔接机制，实现有效的配合和制约。五年来，共起诉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7.8万余人，其中对孙政才、赵正永、孙力军、傅政华等100余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提起公诉。对50余件贪污贿赂案件（犯罪人逃匿、死亡的）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，首次适用缺席审判程序对外逃贪污犯罪嫌疑人程三昌提起公诉。
同时，检察机关落实党中央“受贿行贿一起查”的部署，依法惩治行贿犯罪，把“围猎”国家工作人员、通过行贿牟取非法利益、向多人行贿或多次行贿、行贿数额巨大作为惩治的重点，五年来共起诉行贿犯罪1.1万余人。
五年来，刑事犯罪出现了一些新变化。其中，金融证券犯罪严重危害国家经济、金融安全，五年来，检察机关共起诉此类犯罪18.5万余人，比前五年上升28.2%，其中包括“明天系”“安邦系”“泛亚”“康美药业”等一批特别重大案件。
在追诉普通刑事犯罪方面，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。在刑事司法实践中，该逮捕的一定要逮捕，该起诉的一定要起诉。对于虽然构成犯罪，但罪行较轻，没有逃跑、自杀、毁灭证据等妨害追诉活动和社会危险性的，依法不采取逮捕措施。刑事司法要努力做到既无不及、又无过度。五年来，诉前羁押率逐年下降，2018年提起公诉前被羁押人数占起诉人数的54.9%，2020年占42.2%，2022年占26.7%。在该逮捕的及时逮捕的前提下，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，尽可能减少逮捕人数，这是司法理性和文明的体现。
孙谦表示，五年来，检察机关协同政法各部门，精准惩治犯罪，共同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。2022年起诉杀人、抢劫、绑架等暴力犯罪人数为近二十年来最低，严重暴力犯罪起诉人数占比由1999年25%下降至2022年3.9%。各种犯罪中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轻罪案件占85.5%。人民群众安全感指数由2012年的87.5%上升至2021年的98.6%，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、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。
严惩“伪金融”“假私募”
全链条追责证券犯罪
张晓津厅长表示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。金融健康运行，事关经济安全，事关民生福祉。最高检落实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”的政治要求，回应“保护财产利益”的群众诉求，专设经济金融检察部门，在中国证监会派驻检察室，惩防治一体推进，用法治力量服务金融安全和健康稳定发展。
一是重拳严惩。发挥严的震慑作用，5年来共依法起诉各类金融犯罪18万余人。严惩“伪金融”“假私募”等非法集资犯罪，办理“泛亚案”等一批重大犯罪案件，助推风险出清、精准拆弹。专项整治养老诈骗，严惩近万名打着“养老投资”旗号行骗的犯罪分子。推进“断卡”“断流”“拔钉”行动，严打电信网络诈骗和关联黑产。全力打击反洗钱犯罪，2022年起诉2500余人，遏制上游犯罪、防止因罪获利。严惩非法控制金融机构、掏空资产犯罪活动，起诉涉银行信贷犯罪1.6万人。
二是完善机制。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，必须多部门协同、凝聚法治合力。最高检同中国证监会加强执法司法合作，“零容忍”依法严惩、全链条追责证券犯罪，起诉康美、康得新财务造假、操纵证券市场等重大案件，斩断“割韭菜”黑手；完善行刑衔接机制，同步交办重大案件，建立检察-证监全面监督合作关系，以法治护航资本市场行稳致远。
三是健全规范。会同公安部修订金融证券犯罪立案追诉标准，联合最高法等出台打击非法集资12条意见、惩治电信网络诈骗17条意见，研究制定骗贷、洗钱、证券犯罪司法解释，发布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例38件，持续织密法网。
四是应追尽追。把追赃挽损贯穿始终，综合运用认罪认罚从宽、少捕慎诉慎押等制度政策督促引导退赃退赔，探索先行处置、代管托管等机制，最大限度挽回人民群众财产损失。
五是诉源治理。向中央有关部门制发“三号检察建议”，助推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，完善金融监管、促进诉源治理。大力预防宣传，以案释法引领理性投资，提高防骗“免疫力”。
张晓津称，接下来，最高检将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”要求，依法能动履职，为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
行业性、系统性、地域性腐败突出
涉案数额动辄过亿
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厅厅长（也称职务犯罪检察厅）史卫忠介绍，从检察机关办理的贪污贿赂案件情况看，当前腐败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：
一是行业性、系统性、地域性腐败现象突出，既有传统意义上的金融、国企、政法等权力集中、资金密集或资源富集领域，也有以前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的行业，如粮食购销。随着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开展以来，仅2022年上半年起诉的相关人员就达到了前两年总和的近三倍。如山西省原粮食局局长杨某某“靠粮吃粮”案。
二是腐败犯罪手段隐蔽性、复杂性增加，以“影子公司”“虚假交易”、“期权腐败”、政商“旋转门”等方式掩饰权钱交易本质案件增多。有的“腐败潜伏期”较长，不少案件犯罪时间跨度达十余年甚至更长时间。
三是涉案金额不断攀升，一些案件涉案数额动辄过亿，如华融公司原董事长赖小民受贿金额达17亿余元。
四是领导干部亲属“寄生性”腐败犯罪层出不穷，家族式腐败问题日渐突出，其中有不少属于领导干部与其亲属共同犯罪，还有的领导干部亲属利用领导干部影响力大肆敛财。
另外，办理的行贿犯罪案件也有一些新特点：
一是部分行贿人不择手段“围猎”党员干部，巨额行贿、性质恶劣、危害严重。如行贿犯罪涉案数额在百万元以上的人数占比从2018年初的约14%上升至2022年的47%，同时巨额行贿给国家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失，如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向江西某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行贿500万元，使其公司股权被国有企业高价收购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高达上亿余元。
二是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长期、向多人、多次行贿犯罪较为常见，如安徽马某行贿案，其为在承揽工程中谋取竞争优势等，伙同他人向镇委书记、镇长、财政所所长等人多次行贿、数额巨大，镇委镇政府塌方式腐败。
三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单位行贿犯罪问题逐渐凸显，2013至2017年单位行贿案件占比约25%，2018至2022年单位行贿约占35%。
史卫忠称，下一步，各级职务犯罪检察部门将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统领，认真贯彻党中央反腐败斗争决策部署，加强与监察机关、审判机关的互相配合、互相制约，依法履行惩治腐败犯罪职能，持续落实“受贿行贿一起查”，促进腐败问题标本兼治，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贡献检察力量。